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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研究的承担

时间:2009-8-8 16:44:17  来源:不详

申博太阳城游戏登入 www.ddg55.com   ●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是“后死者”和“先行者”的关系,“先行者”对“后死者”是有托付的,“后死者”对“先行者”就有了大责任,大承担。

    ●既与现实相联系,又能将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。学术研究的乐趣,就在这样的努力中。

    学者的自我承担

    我所理解的学院派,应该有三承担。

    首先是自我承担。费孝通先生曾将他和他的老师潘光旦先生做了一个比较,并说了一句很好的话:“我们(费孝通)这一代,比较看重别人怎么评价自己,而老师看重的是对不对得起自己?!备阊跏紫纫悸堑?,就是自己要对得起自己,你的自我生命能不能在学术研究中得到创造、更新,是否有意义、有价值。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评价自己,更应该不断追问的,是学术研究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:它是外在于我的生命的还是内在于我的生命的?能不能在学术中得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,这是更重要的问题。

    这个问题,在今天提出来,是有着它的特殊意义的。我们不必回避,学术也可以是一种谋生手段,毕竟像鲁迅所说,第一是生存,第二是温饱,第三才是发展。在我们的现行体制下,在你成为副教授之前,谋生是主要的。我要提的问题,是在生存、温饱基本解决“以后”,用我们通常的说法,就是达到小康,做到了衣食无虞“以后”,我们应该作怎样的选择?

    应该说,现在依然有许多大学教师、学者将学术研究作为谋生的手段,不过,现在的“谋生”要求就更高了,已经不是“一间屋,一本书,一杯茶”,而是几套房子,豪华享受了。在为数不少的人那里,学术是一个谋取更大更高更多的名和利的工具。这就是我经常所说的,这些人开始的时候,下了一点苦功夫作学术研究,因此也获得了一些学术成绩与相应的学术地位,于是就利用这些学术“老本”,最大限度地获取最大的利益:政治、经济、学术的利益。这样的学术研究的最大利益化,学者自身也利益化,功利化了,整天混迹于官场、商场、娱乐场与名利场,不仅成了鲁迅说的“无文的文人”,更成了“无学的学者”。

    问题的严重性,还在于这些“学者”这样的选择,是得到现行体制支持,甚至是鼓励的:只要你听话,一切都向你开放,要名有名,要利有利,而且已经制度化了。这就是我在好多场合下,都谈到的“新的科举制度”。总之,就是“请君入瓮”,或者叫“重赏之下必有勇夫”,这就有了被体制收编的危险。本来,名利之心,人皆有之,只要是以诚实的劳动(包括学术劳动)去获取名和利,追求生活的享受,这都无可厚非。问题是,这背后有一个陷阱,体制设置的陷阱,当你将获取名和利,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唯一动力,最高目标,而且这样的追逐名、利的欲望不加节制,你就必然地被体制收编,最后,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,那你就是“学官”、“学商”、“学霸”,而不是“学者”了。

    我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提出“学术研究对我们自身生命的意义”的问题。在我看来,在我们具有了基本的生存和学术研究的条件以后,就应该从“名缰利锁”中解脱出来,使我们的学术劳动成为一种“自由劳动”,成为我们内在生命、精神发展的需要。

    对学术的自觉承担

    有一个我经常讲的故事,西南联大躲警报的故事:专攻庄子研究的刘文典教授看到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往防空洞跑,他勃然大怒,问沈从文:你躲什么警报?我不躲警报,庄子怎么办?你呢,你有什么理由躲警报?这段故事可能有演绎的成分,但这种狂妄态度的背后有两个东西,一是把自己的学科看得很重要,以至偏激到完全否认庄子研究之外的新文学创作。二是把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非常重要,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,这种感觉其实包含了很强的责任感、使命感,也就是自觉承担。

    季羡林先生在评价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的时候,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,说研究者是“后死者”。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其实是一个“后死者”和“先行者”的关系,尤其当研究对象是一个大家时。什么意思呢?“先行者”对“后死者”是有托付的,就像是“托孤”,“后死者”对“先行者”就有了大责任,大承担。

    因此,我认为学术研究有几个境界:首先是你研究他,你讲他;其次是你接着讲,结合今天的现实,把他没讲完的话,继续讲下去,同时也是对先行者的思考深入一步;第三个境界是接着往下做。以前我不敢说这句话,因为怕别人说我太狂妄,其实,这不是个人的狂妄,这是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的一个必然要求。为什么?因为我是“后死者”,因此我有责任,把“先行者”没有做完的事情接着往下做。至于我能否达到他们的水平,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这就是学术的承担。而且是自然发生的,也可以说是研究者和他的研究对象产生心灵的对话以后,必然产生的内在的生命冲动:你研究得愈深,就愈会感到它的深远意义,它的现实存在性,于是,你就忍不住要往下说,往下做,这就是创造性的阐释、发挥和实践。这样,你才“对得起”你的研究对象,那些先行者,同时也才“对得起”自己,因为你在你研究对象的精神创造中加入了自己的创造。其实,我们今天讲的“鲁迅”,“庄子”,“孔子”,都不只是“周树人”,“庄周”,“孔丘”个人的创造,而是包括了后来的无数研究者的创造成果,这是一个不断累积、添加,不断丰富的“文本”。一切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是必然要追求这样的自己的“添加”的。这样的有学术承担的研究,才是真正有意义,有价值,并值得你去痴迷的。

   于是,就有了许多“学术动物”。金岳霖先生就把搞哲学研究的叫做“哲学动物”,说即使把他关到监狱里做苦工,他满脑子想的还是哲学问题。因为他觉得有无数的哲学研究的先行者在背后催促着他,他必须接着往下思考。所谓“哲学动物”就是有“哲学使命感”的一群“哲学呆子”,而且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,没有他们,哲学的生命就完结了。这就是真正的学院派。

    什么是为学术而学术?就是以学术为生命,学术本身就构成生命中自足的存在,不需要加其他什么东西。学术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

    这样的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,“读书,思考,研究,写作”就是他的生命存在方式,学术已经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,可以说时时刻刻都沉浸在学术状态中。王瑶先生曾对我们讲,你不要以为你在做论文的时候才是在做研究,你应该是随时都处在学术的状态之中,满脑子都是学术问题,甚至成为你的近乎本能的反应。我就有两个习惯。因为我当过中学语文老师,所以有一种本能反应,我走到哪里,看到错别字和病句就浑身不舒服,恨不得要去改它?;褂?,就是满脑子都是学术,任何时候,随便什么事,都会引起学术的联想。我现在还保持一个习惯,就是不光每天看报,还剪报。我觉得有价值,就剪下来,这里就有许多学术新人的创造,它会引起你许多的联想,不仅是个人的研究,也还有整个学科发展的设想。这样的“自作多情”可能就是一种“职业病”;说好听一点,就是对学术,对学科发展的自觉承担;说句大话,就是舍我其谁,要么不搞,搞就要有这个气概。

    对社会的承担

    再次,就是对社会对历史的承担,说更大点,就是对人类的承担。

    说具体点,就是我们为谁写作?谈到我自己的写作,我可以很明确地说,我是为中国读者写作。现在很多人是为了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而写作,还有一种就是为评职称而写作。我并不否认这两种写作的动机,因为作为一个学者,我自己也很重视跟国际的交流,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。别人,特别是学术界对你的评价,你也不能完全忽略。但是不能仅仅为了别人的评价而写作。对我来说,我更愿意为中国的普通读者而写作。我的著作不仅仅是给学术界看的,我更希望有普通读者来看。我有一个最基本的追求,就是学术性和普及性的统一。我不在乎别人说“钱理群你专搞这种普及性读物,这是浪费精力,自降身份”,我十分重视“小册子”的写作,并且引以为豪。为什么?我有三条理由。

    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。现代文学本身就有一个传统,启蒙主义的传统。如何把学术的东西转化成启蒙资源不容易。对我来说,追求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统一,这本身就是前面说的“接着往下做”。

   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,就是我是从社会的底层出来的,我在贵州这样的中国边缘地区,底层社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。我的学术研究跟我“文革”后期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。所以我一直把我的研究称为“幸存者的写作”。我现在有了发言权,我很珍视我的发言权。我的发言不仅仅是为我个人,我对这些牺牲者和沉默的大多数是有责任的。

    促使我为普通读者写作,还有一个因素是中国国情。中国人太多,所以虽然读书人比例小,最后还是有很多人读书。其实很多学界的人是不读书的,因为都太忙,我自己也很忙,别人送我的书我一般只是翻一翻,很少能把一本书从头到尾读完的。但是在中小城镇里,就有一批人,是我们的忠实读者?;褂幸恍┠阋庀氩坏降男Ч?,比如我几年前做过一个演讲,一个人就记住了,并且现在还在读我的书。我的书他都看,但是有几本找不到,叫我寄给他。就是有这样的学术圈外的忠实读者。所以我写作时不敢乱写,原因之一就是害怕他们失望。那些读者见你的书就买,当然这样的读者不会太多,当然也不会太少。这样的读者对我的压力最大,我怕对不起他们,我写作时脑子里时时想的是这样一些普通读者。我的写作风格与写作方式受这个影响很大。我的学术著作里尽量避免用学术术语,有比较强烈的感情色彩。这不仅是我个人生命的表达的需要,也是因为考虑到这些对象。

    说到这一步,就谈到了一个问题,那就是学院派跟现实的关系问题。

    学院派当然不能脱离现实,但学院派和现实的关系,是有自己的特点的。它要将社会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。学院派学者必须具备这种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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