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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魏晋南北朝对楚辞的接受

时间:2009-8-8 16:55:07  来源:不详

申博太阳城游戏登入 www.ddg55.com 【内容提要】
魏晋南北朝对《楚辞》的接受是全方位的,人们不仅重视它,甚至把它当成“超逸”风神的象征;屈原作为一种人格范型,已通过民俗的方式深入人心,与他有关的地望和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;对于《楚辞》这一经典性的文学作品,此时期的文人比两汉更看重它的抒情性和华美的艺术形式,他们有意识地选择《九歌》而非《离骚》作为仿效和学习的对象;《楚辞》作为一种先在的文学资源,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对象,其句式、意象和语词被大量运用于诗赋作品中,并在与文体赋、乐府诗、骈文等各体文学的碰撞交融中,推动文学形式的发展,激活新型文体的产生。
 
【关键词】 魏晋南北朝/楚辞/接受

    一

    产生于战国的屈、宋楚辞,在长达四百年的两汉时期,经由贾谊、司马迁、扬雄、班固、王逸等学者的张扬、阐释,同时也因为许多文人的摹仿、学习,逐渐成为了一种与《诗经》具有同等地位的文学经典。有研究者认为,魏晋南北朝时期,文坛对楚辞的重视,前不如两汉,后不如唐宋明清。鉴于此时期社会的长期动乱,学者无暇研治楚辞,而文人责任意识的缺失,又导致他们难以与《离骚》之类的作品形成共鸣,故这种说法确乎有一定道理。但如果细检相关文献便可发现,其实此时期不仅有陆云、郭璞、刘勰等人精研楚辞,有曹植、傅玄、江淹等一大批作家自觉地汲取楚辞的艺术营养,而且楚辞的表现手法、形式要素和精神特质,也成为激活文学新体产生和导致文学新变的重要资源,甚至因为其既成经典的身份,渗入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,从而影响当时人们的行为模式、审美情趣和创作倾向。据《南史·萧思话列传》的记载,思话之孙萧洽“年七岁,诵《楚辞》略上口”;《陈书·高祖皇后列传》言宣章皇后“能诵《诗》及《楚辞》”;萧绎《金楼子·聚书篇》自诩其命孔昂抄写《史记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老子》和《离骚》等典籍,“合六百三十四卷,悉在一巾箱中,书极精细”,因而珍藏之;傅玄曾仿《九歌》而作《九悯》;又《北史·儒林下》载,北周及隋时期,刘炫因得罪蜀王秀遭羞辱,故“拟屈原《卜居》为《筮涂》以自寄”。由此可见,《楚辞》已广泛流布于民间和宫廷,成为幼童习诵的教科书、妃嫔显示才情的读物和贵族争相收藏的典籍,而屈原的辞作,则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对象。
    《世说新语,任诞》云:“名士不必须奇才,但使常得无事,痛饮酒,熟读《离骚》,便可称名士?!蓖椤逗浪芬嘣唬骸巴跛局菰谛还?,咏‘人不言兮出不辞,乘回风兮载云旗’,语人曰:‘当尔时,觉一坐无人?!薄段菏椤ぢ芳窃?,中山王熙见卢元明饮酒赋诗,性情洒脱,由衷赞曰:“卢郎有如此风神,唯须诵《离骚》,饮美酒,自为佳器?!蔽航吩?a class="channel_keylink" href="/mingren/RWJS/">人物,不同于汉代的道德尺度,而侧重于人的才情气质。这种超乎功利的审美性尺度以独特的个性和精神风范为重要内容,同于众生则为平庸,超乎庶类则为俊杰。因此他们特别看重与“俗”和“浊”相对立的“清拔”,也即清雅超拔、隽秀飘逸的神采特质。而《离骚》中驷玉虬、驾飞龙、朝苍梧、夕县圃、览观四极、飘摇轻举的神奇场景,《九歌》中开天门、乘玄云、沐咸池、晞阳阿、众神同游、临风浩歌的仙界奇观,无不超尘拔俗,“不似从人间来”。楚辞“蝉蜕浊秽之中,浮游尘埃之外”①的风格,给魏晋人一种疏放不拘、清拔超逸的文化暗示,与当时士人所追求的人格理想正相契合。因此,“读《离骚》”与“饮美酒”一样,成为名士超逸疏放性格的象征;而一旦吟咏《九歌》中的诗句,也就自然觉得不同凡俗、“一坐无人”了。
    屈原是楚辞的代表性作家,因而魏晋南北朝对屈原的认识,首先值得关注。众所周知,汉代人关于屈原的评价,除了公认他创造了“瑰丽奇伟”的文学作品外,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:其一是忠直之臣(以司马迁、王逸为代表),其二是迁谪之客(以贾谊为代表),其三是狂狷之士(以班固为代表)。与此三个层面相对应的,则是汉人的三种情感倾向:赞颂、同情、批判。相对于两汉,此时期对屈原的评价有同有异,既有沿袭也有变化。
    就屈原“忠直之臣”这一层面而言,此时期大体沿袭汉人的观点。如傅玄云:“诗人睹王雎而咏后妃之德,屈平见朱橘而申直臣之志焉”②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比兴》曰:“楚襄信谗,而三闾忠烈,依《诗》制《骚》,讽兼比兴?!毕敉场段难⌒颉芬嘣疲骸坝殖饲?,含忠履洁,君匪从流,臣进逆耳?!蔽薏辉扪锴拥摹爸薄?、“忠烈”和“忠洁”。不过,魏、晋二朝皆以威逼禅让的方式从旧主手中夺得天下,不便理直气壮地提倡忠直气节;南朝历代祚短,士人臣事多朝数主渐成通例,况且家族观念日重于忠君意识。由于朝野上下对“忠节”的空前淡漠,屈原作为“忠臣”的人格层面,在魏晋南北朝通常只是被一般性地提及,具有概念化和类型化的特征,并没有被深入挖掘和大力张扬。
    与汉人一样,魏晋南北朝对于作为“迁谪之客”的屈原,基本的态度就是同情和叹惜。晋人华谭曰:“故上官昵而屈原放,宰噽宠而伍员戮,岂不哀哉”③!陆云《九悯序》亦曰:“惜屈原放逐,而《离骚》之辞兴?!本」艽耸逼诙郧庖痪癫忝娴慕邮芡哂懈拍罨那阆?,“逐臣”屈原更多的只是一种既定的政治身份、一个遭遇坎坷的文化符号,但毕竟宦途浮沉是人们经常要面对的困惑,每当人生或政治的波折产生,他们就会联想到屈原“逐臣”的困顿,发出“悲伍员之沉悴,痛屈平之无辜”④之类的感叹,并在痛惜屈子“无辜迁谪”的同时,寄托自己的怨愤与不平。例如颜延之因遭忌出为始安太守,道经汨潭时便作《祭屈原文》,感怀屈子“身绝郢阙,迹遍湘干”的冤屈,并借以抒发心中的愁怨。类似这样的作品并不少见。因此,此时期作为“迁客”的屈原,在文人的作品中,涵蕴着更为丰富真切的生命感悟,更具有文学原型的典范意义。
    以屈原为“狂狷之士”是从班固开始的。虽然班固盛赞屈原“弘博丽雅”的文采,并在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中将其列在“上中”,为“仁人”,可见没有全盘否定屈原,但他认为屈原“露才扬己”、“沉江而死”⑤的行为,不合儒家经义和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则,乃“狂狷”的表现,却为后人对屈原这方面的批评埋下了伏笔。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文章篇》里的论说:“自古文人,多陷轻?。呵恫叛锛?,显暴君过;宋玉体貌容冶,见遇俳优……”颜氏将屈原与许多历史上的文人都归入“轻薄”一类,认为文章之体,很容易“使人矜伐,故忽于持操”,告诫儿孙要“行有余力”而后为文。北魏刘献之的批判则更为激烈:“观屈原《离骚》之作,自是狂人,死其宜矣,何足惜也”⑥!从汉代开始,随着“明哲保身”人生哲学的流行,学者大多并不认同屈原露才扬己、自沉身死的过激行为。到魏晋南北朝,人们日益追求当下的生命享受,更加看重在政治风波中“全身保命”的处世原则,故屈原在政治上、处世上的认真和偏执,很难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。晋人谢万作《八贤论》,“以处者为优,出者为劣”,屈原虽位列“八贤”,但与嵇康一样被视为“出者”,劣于渔父、楚老等人⑦。三国时李康在《运命论》中曰:“治乱,运也;贵贱,命也。而后之君子,区区于一主,叹息于一朝。屈原以之沉湘,贾谊以之发愤,不亦过乎?”过,也就是过激、过头,超越了中庸平和的处世之道,也就是人们所说的“狂狷”。屈原以一己之力与整个世俗环境对抗而绝不被动适应的批判精神,具有一种悲剧性的殉道意味和非实践性的宗教品格,它注定是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。
    有关屈原的传说与民俗节日逐渐在民间流行,是魏晋南北朝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。王逸《楚辞章句·渔父》所记江滨渔父的问答、《卜居》所言求太卜决疑之类,其实便已揭开了屈原传说及其民间纪念的序幕,此后经两汉的酝酿和累积,到此时期更为丰富并定型。例如关于“舟楫竞渡以悼屈原”的民俗。东晋葛洪云:“屈原没汨罗之日,人并命舟楫以迎之。至今以为口渡,或谓之飞凫”⑧。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条二十二载:“五月五日竞渡,俗为屈原投汨罗日,伤其死,故并命舟楫以拯之。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,一自以为水军,一自以为水马。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?!倍短接馈芬缎胄臣恰吩蛟唬?BR>   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,楚人哀之,每至此日,以竹筒贮粉米祭之。汉建武中,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士人,自称三闾大夫,谓曰:“闻君常见祭,甚善。但常年所遗为蛟龙所窃,若今有惠,可以楝叶塞其上,五色丝缚之,此二物是蛟龙所惮?!雹?BR>    这三则文献材料,清晰地记载了端午节的由来、内容、形式及其定型化的过程,也说明在东晋南北朝,屈原的事迹和峻洁人格,已通过民俗的方式流播于千家万户,得到了最广泛而普遍的接受。而屈原化为士人的传说,则纯为民间艺术化的虚构,它作为“屈原”这一原型的文化附加形态,折射出的是创造者对原型的喜爱与认同,并为后来沈亚之《屈原外传》之类专记屈原“逸事”的作品开了先河。
    此时期对与屈原、楚辞相关的地名也非常关注。汉代以来各类文献中,已有不少对此类地名的解释和考证,但从来没有像魏晋南北朝这么大量而集中地产生。郭璞《楚辞注》、《山海经注》对相关地名的考证已为人所共知,无庸赘述。据《太平御览》所引,另有《江夏记》、《鄱阳记》、《郡国志》、《永初山川记》、《荆州记》、《水经注》等著作言及南浦、夏首、汨水、秭归、沧浪水等许多故楚地名,其中尤以《水经注》的记载最为详明。此书所叙,有澧水、沅水、夏水、湘水、汨水、辰水等楚地河流,有龙门、玄圃、三危、玄趾、辰阳、鄢郢等《楚辞》地名,还记载了与屈原有关的传说和楚地的习俗,其中对秭归、屈原故宅、女媭庙、屈潭、屈原庙等的叙述和考证,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。

    二

    承两汉楚辞学的余绪,魏晋南北朝整理、注解楚辞的热情并未衰退。据姜亮夫《楚辞书目五种》,这一时期的《楚辞》注本,主要有晋代郭璞《楚辞注》三卷、徐邈《楚辞音》一卷、刘宋时何偃《楚辞删王逸注》(未知卷数)、诸葛民《楚辞音》一卷、梁朝刘杳《楚辞草木疏》一卷、无名氏《楚辞》十一卷、另有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孟奥(生平不详,很可能是南朝人)《楚辞音》一卷,数量颇为可观。遗憾的是,这些《楚辞》注本大多已经亡佚,只有郭璞的《楚辞注》比较特殊。因为敦煌《楚辞音》残卷、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曾对此书加以引用;又据近人考证,郭璞所撰《山海经注》、《方言注》、《穆天子注》等文献中,与《楚辞》内容有关的注文也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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