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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梁文人隶事的文化考察

时间:2009-8-8 16:54:52  来源:不详

申博太阳城游戏登入 www.ddg55.com 【内容提要】
隶事游戏作为一代文化风习,表现了南朝士人对博学的特别推崇。这种推崇,是以学术主流的弱化和史学的繁荣为背景的。隶事在形式上逐渐向考试方向靠近,则与南朝察举制的复兴有关。隶事风习直接影响文学创作,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使典用事的高潮,具体表现为用典繁密、追求生新、涌现了大批隶事形式的诗作等。

【关键词】 隶事 学术主流 史学 察举 策试 用典

南朝是一个文学日益新变的时代。除声律说外,使事用典的勃兴,无疑是当时文学新变中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。这种现象的产生,是由风靡一时的隶事游戏直接促成的。而隶事游戏作为一种表现博学的文化风习,又与学术思潮的变迁、察举制度的复兴等文化、政治背景息息相关。本文关于齐梁士人隶事风气的讨论,即围绕这些问题展开。

一 齐梁文人的隶事风气

隶事又称策事,原指南朝文人聚会时的一种娱乐活动。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正集》卷二十三《华阳博议下》曰:“六代文士之学,有征事,有策事?!哒甙稻偎?,令人射覆,中者为优,如沈约得三,刘显失一之类是也。齐梁之交,此风特盛,亦犹晋之清言?!币圆呤卤惹逄?,足见其在士人文化生活中的地位。最早煽起隶事之风的,是南齐权臣王俭?!赌掀胧椤肪砣拧堵匠未?

俭自以博闻多识,读书过澄。澄曰:“仆年少来无事,唯以读书为业。且年已倍令君,令君少便鞅掌王务,虽复一览便谙,然见卷轴未必多仆?!奔蠹亢蜗艿仁⒆陨搪?,澄待俭语毕,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,皆俭所未睹,俭乃叹服。俭在尚书省,出巾箱机案杂服饰,令学士隶事,事多者与之,人人各得一两物,澄后来,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,并夺物将去。 ① 又《南史》卷四十九《王谌传》附《从叔摛传》:

谌从叔摛,以博学见知。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,总校虚实,类物隶之,谓之隶事,自此始也。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,事皆穷,唯庐江何宪为胜,乃赏以五花簟、白团扇。坐簟执扇,容气甚自得。摛后至,俭以所隶示之,曰:“卿能夺之乎?”摛操笔便成,文章既奥,辞亦华美,举坐击赏。摛乃命左右抽宪簟,手自掣取扇,登车而去?!?/P>

从以上材料大致可以看出,所谓隶事,就是分门别类列举与某事物有关的典实,以多者为胜,胜者往往可获一定奖赏。主持其事的人多具有较高地位或声望,出题后,参与者或以笔疏,或以口陈,较其多少以定优劣。应该说,这样的游戏,并没有太大难度,只要泛涉群书,博闻强记,便可胜出。它所较量的,仅仅是一个人的博学程度。

首倡隶事之风的王俭,正是一位学问渊博、号称“一代宗师”的学者。据《南齐书》本传载,其幼年即“专心笃学,手不释卷”,熟悉历代典籍;二十二岁上表求校坟籍,撰成《七志》四十卷,献于朝廷;齐台建,领吏部尚书,“朝仪旧典,晋宋来施行故事,撰次谙忆,无遗漏者。所以当朝理事,断决如流。每博议引证,先儒罕有其例” ② 。以王俭的博学多闻,喜欢隶事这种矜奇炫博的游戏,自是理所当然,他本人也确实每以博学自矜。身为东晋王导之后,本属一流高门;又因辅佐萧道成取宋自立而位进三公,权倾一时;再加上他本人的学术文化修养,王俭在当时士林极具影响力,所谓“衣冠翕然”、“朝野慕之” (《南史》本传) 。一时才学之士,如名倾天下的“竟陵八友”等,或为幕僚,或为宾客,纷纷奔走于王俭门下。隶事之风,既经府主煽起,随即扩散到士林,自是顺理成章之事。梁武帝萧衍曾为王俭东阁祭酒,必定经常身与其事,只是当时名位尚轻,未有出色表现;即位之后,尤喜召集文士,以策事为乐:

……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,时范云、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,帝乃悦,加其赏赉?;岵呓醣皇?,咸言已罄,帝试呼问峻,峻时贫悴冗散,忽请纸笔,疏十余事,坐客皆惊,帝不觉失色。自是恶之,不复引见。及峻《类苑》成,凡一百二十卷,帝即命诸学士撰《华林遍略》以高之,竟不见用?!?③

萧衍虽也号称博学,跻身“竟陵八友”之列,然其学问文章在王俭座中和萧子良幕下,都算不上出类拔萃,多少有些受压抑的遗憾。即位以后,挟贵争胜,以满足长期潜伏的虚荣心。范云、沈约与萧衍久相游处,深知其心态,故能引短推长,以博取欢心。而刘峻狂放不羁,抢了皇帝风头,使满座皆惊,更招来武帝嫌恶,致使一生郁郁不得志??杉?,隶事虽为一种游戏,其胜负在时人心目中,却有重要地位,上自皇帝和达官显贵,下至普通士子,都想争胜擅名。沈约虽老于世故,却也终于掩饰不住争强好胜的本性,结果深深得罪了武帝?!读菏椤繁敬?

……约尝侍宴,值豫州献栗,径寸半,帝奇之,问曰:“栗事多少?”与约各疏所忆,少帝三事。出谓人曰:“此公护前,不让即羞死?!钡垡云溲圆谎?,欲抵其罪,徐勉固谏乃止?!?/P>

只是由于情感的偶然流露,才学隐藏得不够彻底,险些遭来一场横祸。像萧衍这样一心想在学问才艺上争胜的君主,在南朝之外,是非常罕见的。而齐梁隶事作为一种纯粹较量博学的游戏,不但此前罕见,此后也鲜有嗣响?;谎灾?,南朝士人似乎比其他时代更为崇尚博学?!把д咭圆┮牢蔽?,谓章句为专鲁” ④ ,正是躬逢其世的士人对这种风气的很好概括。那么,南朝为何如此崇尚博学?这种风气为何不发生在两汉或魏晋?其中有没有历史的必然性?下文拟就此展开讨论。

二 博学之风与学术主流的弱化

早在春秋时期,士阶层便形成了推崇博学的风气。这种风气,经过孔门师弟的大力宏扬,逐渐积淀为秦汉以后封建儒士的传统人格。当然,这种博学传统,随着不同时代学术风气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表现形态。两汉的主流学术是经学。自武帝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后,立为官学的今文经学已成利禄之途,并逐渐走向烦琐支离和谶纬迷信;又困守一经,门户森严,严重束缚了士人的思想,正如班固所批评:“古之学者耕且养,三年而通一艺,存其大体,玩经文而已,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,三十而五经立也。后世经传既已乖离,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,而务碎义逃难,便辞巧说,破坏形体;说五字之文,至于二三万言。后进弥以驰逐,故幼童而守一艺,白首而后能言;安其所习,毁所不见,终以自蔽?!?⑤ 在这样的学风之下,士人自幼及老,笃学一经,无暇他顾,学业之专门,视野之狭窄,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今文经学的繁琐、保守和迷信逐渐引起不满与批判,流传在民间的古文经学开始吸引着士人更多的兴趣,到东汉便出现了桓谭、班固、马融、蔡邕、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家。与今文家相比,古文家多不专治一经,讲究博学融通。然而,这种博学,大体还是在经学范围之内,以及与经学关系密切的小学、史学等。毕竟,经学还是汉代的主流学术,社会价值的评判标准还是儒家观念。因此,尽管东汉以来的儒士比西汉的今文家更为渊博,这主要仍是指经学知识的渊博,像班固、王充、张衡那样九流百家无不穷究的大学者,毕竟还是少数。这是由两汉的统治政策和学术风尚决定的。

曹魏正始年间,名士盛集洛下,何晏、王弼祖述《老》、《庄》,大煽玄风,遂使玄学成为魏晋时代的主流学术。玄学是精微玄远之学,以探讨事物之根本原理为宗旨,非有高才颖悟者,则不能窥其门墙,更遑论登堂入室。所以创立玄学以及善于谈玄者,都必须有非常之才,学之渊博与否,倒在其次了。何晏“少以才秀知名,好老、庄言” ⑥ ,王弼“幼而察慧,年十余,好《老氏》,通辩能言”⑦ ,郭象“少有才理,好《老》、《庄》,能清言” ⑧ ??梢钥闯?,这些精玄理、善玄谈者,都聪颖早慧,天赋超出常人。在崇尚自然的魏晋人看来,得之于自然禀赋的才,显然比得之于后天修习的学更可贵,更能体现人的个性和价值。因此,就玄谈说,才重于学;就当时士人的社会声誉看,才高者重于博学者。所以刘劭《人物志》品第人物,把自然才性作为衡量标准;傅嘏、钟会等更就才性离合异同关系展开讨论。人物品评,也往往以才为重要依据,甚至出现了以才自矜而不愿读书问学之士?!妒浪敌掠铩肪砩稀段难А?“诸葛厷年少不肯学问,始与王夷甫谈,便已超诣。王叹曰:‘卿天才卓出,若复小加研寻,一无所愧?!瘏毢罂础蹲?、《老》,更与王语,便足相抗衡?!?⑨ 天赋再高的人如果不具备一些基本知识,也是很难有创获的,后天研习有助于才的发展。这是学的必要性,魏晋时期也不乏博学之人。然而就整个社会风尚来说,才学兼美者固然最佳;如果必选其一,其高下轻重,还是判然有别的。

南朝学术,没有像两汉和魏晋那样出现主流,因而给人相对平庸的感觉。经学的衰微,从汉中叶开始经魏晋而至南朝尤甚。当时“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,不肯专儒” ⑩ ,沈约撰《宋书》、萧子显撰《南齐书》都没有设《儒林传》,足以说明这一点。至于玄学,尽管南朝谈玄之风依然很盛,然而玄学发展的辉煌时期早已过去。即使是一流谈家,大多也只是陈述前人之说,而缺少开疆拓宇的能力。士人热中于谈玄,只是一种知识、门第的炫耀而非对真理的探索和对创新的追求。学术一旦不能创新,便没有发展,缺少活力,自然不会形成时代潮流。宋文帝元嘉十六年,于京师开儒、玄、史、文四馆,各自聚徒授业,正说明传统的儒学已丧失独尊地位,盛极一时的玄学也退出了学术的中心。这对南朝士人学无专攻,追求泛观博览,显然是一个有力的促进。因为思想失去权威,学术主流淡化,没有一门学科能吸引士人以全部身心投入其中,个体才性和创造力既得不到充分发挥,便只能转入文学艺术中去。于是,在学术领域,士人“很容易把自己的思路引向拓宽见闻,在知识的陌生处寻找过去未曾涉足的领域,在更深更广处获取知识开掘的惊喜和乐趣” 11 。经学传统也好,玄学义理也好,都不再是士人唯一的栖身之处,而是与天文、地理、历史、律令、山川、鸟兽、草木一样,成为人们猎取知识的对象。在这种风尚之下,士人每以博学自矜,在集会中数典隶事以争高下,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。

考察南朝的博学之风,还要关注史学的影响。与两汉相比,魏晋南北朝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。当然,这种发展,并非呈均衡态势。大致来说,魏晋时期只是逐渐上升,到南朝则有突飞猛进之势?!端迨椤ぞ尽钒咽凡糠治?、古史、仪注、杂传等十三类。正史67部中,魏晋16部,南朝31部;古史34部中,魏晋11部,南朝18部;仪注59部中,魏晋5部,南朝46部;杂传217部中,魏晋63部,南朝103部。其它各类也大致相似,南朝的数量都远远超出魏晋时期。其实,这样的统计还是保守的。南朝文运极盛,皇室诸王都盛藏图书,经侯景之乱,多毁于战火。仅就梁代来说,据周一良考证,“隋志著录反不如阮孝绪所列梁时史籍为多。徐崇所辑《补南北史艺文志》中的南北朝著作,也有十之六七不见于《隋志》。魏晋南北朝史书的撰述,可以说在梁朝达到了高峰” 12 。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,那么,从数量上比较,魏晋和南朝悬殊会更大。也就是说,南朝史学的局面比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更为繁荣。史学已与儒学、玄学、文学一样成为当时士人基本的文化修养。值得特别注意的是,南朝有许多并非史家,甚至连士人也算不上,却专好读史之人?!端问椤肪砥呤摹渡蜇?“攸之晚好读书,手不释卷,《史》、《汉》事多所谙忆?!薄读菏椤肪砥摺陡咦孥屎蟠?“后幼而明慧,善隶书,读史传,女工之事无不闲习?!薄堆帐霞已怠っ阊А?“东莞臧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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